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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我的埃及学生 -兼忆爱因夏姆斯大学中文教学活动

 

他是谁?

2017年秋季的一天,突然接到学校国际教育交流处杨薇处长打来的电话。她问我是否在埃及教过书?时间是在什么时候?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以后,她说:处里接天津大学校办来电,询问师大是否有教师上个世纪70年代曾在埃及任教。天大的老师很着急,想尽快知道结果。原来现在天津大学学习的一名埃及留学生,他的父母亲来天津大学看他,同时也来看望这位父亲自己的中国老师,曾在埃及的大学教过他中文。他们在天津待的时间不长,再过几天就要走了。前几天,学校以为这位父亲的老师是天津大学的,学校在各学院里寻找打听过,可是都没有找到。这个学生的父亲跟天津大学还有些关系,他在埃及一家旅游公司工作,是一位资深的中文翻译。天津大学组织了几批退休教职工到埃及旅游,都是这个学生的父亲接待的。他的中文很不错,去旅游的老师对他的讲解都很满意。尤其是他工作认真,对老师们照顾得很周到。有一次,一位老师不小心,游览中摔坏了腿,他帮助带队的领导把这位受伤的老师送进了医院,忙前跑后,联系医生,帮助翻译,一直忙活到半夜,才在老师们的劝说下,离开了医院,给旅游的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每次他在埃及见到带队的老师,总要提到帮助找到他的中国老师。所以这次他来到天津,天津大学的老师下了决心,一定要帮助他实现他的夙愿。这些都是后来我到天津大学,听天津大学的老师们说的。

听到这个消息以后,我很惊喜,也很着急。惊喜的是将近40年了,这个学生从遥远的埃及来看我,正如孔子说的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。自然这是一件非常激动、非常高兴的事情;着急的是这个学生他在天津的时间不长,而且我当时在北京,参加编写词典的工作,每个星期只能在周末返回天津。这个学生是谁?他住在哪儿呢?我都不知道。

怎么办呢?我想到了原院领导陈昌娟老师。陈老师那时已退休,在学院负责教科书的工作,她跟其他院校联系比较多,更重要的是她为人热情,乐于助人。在我说明情况后,陈老师一口答应,让我静候佳音,随即陈老师就开始了与天津大学多个部门进行联系。转天下午,终于有了结果,她把天津大学有关部门的联系电话和负责老师的名字告诉了我。第二天中午,我便乘车赶回天津。下午我跟天津大学的老师联系。他们告诉我:在天大学习的留学生的父亲,也就是我在埃及教过的学生,名字叫白佑明,他和他夫人住在学校外面的旅馆里。过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,学校准备在他们回国之前,请他们吃一顿欢送饭,初步订在明天晚上。安排我在饭局跟他们见面,这样可好?我说可以。星期六上午,接到通知,天津大学已安排妥当,晚上见面。谁是白佑明呢?这个名字对我很陌生,我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名字的学生。那时给学生起的中文名字,一般都是按照学生阿文名字的读音起的,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学生的名字,但是没有一个叫白佑明。谁是白佑明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翻出在埃及跟学生一起照的照片,一个个名字几乎都能脱口而出,可就是没有白佑明。没有办法,只好带上这些照片跟我一起去饭店进行核对。

在饭店,他们一家人在天大老师的陪同下走进了包间。一个两鬓斑白、身材魁梧、非常壮实的埃及老者出现在我的面前,我迎上去,但认不出他是谁。他快步走过来,喊了一声“老师!”我们拥抱在一起,我说:“你是‥‥‥”。他说:“我是白佑明,穆罕默德”。穆罕默德,一个很熟悉的学生名字,我脑海里立刻就闪现出他39年前的样子,可现在我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白佑明和以前的穆罕默德联系在一起,变化太大了。我从书包里拿出了准备好的照片,他一一指出照片上的自己,叫出一个个同学的名字。将近40年了,人们的容貌、身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但没有变的是学生对老师的这种深厚的感情。见面以前,我就很激动。见面之后,我更是深受感动,这种师生情谊、这种友情让我多少天心里都不能平静,在埃及爱因夏姆斯大学任教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闪现出来。

爱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

我是1977年---1979年根据中埃两国文化协定,受教育部派遣到埃及爱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(Faculty of Alson(Languages),Ain-Shemas University )任教的。同时一起去的还有北京语言学院的刘英林老师。该校在60年代曾有中国老师任教,文革期间中断。后来学校曾多次到我驻埃使馆联系,要求继续派中国教师到学校任教。当时这是在埃及唯一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,在中东地区有很大的影响。院长Professor Abd sameh  mohamed ahmad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须发斑白,说话声音洪亮,是一位知识渊博、待人和蔼可亲。深受师生尊敬的长者。我们第一次见到院长是在他的办公室,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学。院长对我们的到来,表示热烈的欢迎,给我们介绍了学院的情况,接着就跟我们一起讨论中文专业的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,最后让我们制作一个汉语教学的课程表,然后学院再安排通修课的时间,完成中文系的课程表。1977年秋,中文系招收了15名本科生和一名硕士研究生。本科生每天上午基本上安排4节汉语课,使用的教材记得是《基础汉语》,并适当补充一些其他教学材料。参考当时北京语言学院的作法,前两节课主要是讲解,由刘老师担任;后两节课主要是练习,由我担任。两个人既有分工,又有合作,在听、说、读、写四个方面给学生打下一个良好的汉语基础。每天下课以后,我们都给学生留作业,有口头的,也有笔头的。要求学生转天必须交上来,由老师批改。口头作业则在课堂上检查。硕士生的课程主要是两门。一门是“文选阅读”,另一门是“汉语语法”。我教“文选阅读”,刘老师教“汉语语法”。埃及学生一般说来,学习比较认真,也比较努力,他们进步很快。两三个月以后,使馆的司机见到我们,直夸我们的学生。他们说:“在街上碰到你们的学生,他们主动跟我们打招呼,还跟我们说了一会儿话,发音挺标准,真不错!”学生对我们很友好、也很热情。课间休息的时候,他们从小卖部买来饮料请我们喝,也常常问我们一些问题,有学习方面的,也有关于中国的。我们和学生一直相处得很好。一次,有个学生从小本子里拿出一张有点泛黄的周总理照片,他说那是他从报道周总理访问埃及的报纸上剪下来的,他一直珍藏着。周总理是他最尊敬的人。

院长Abd samed mohamed ahmad 教授对中文系的建设十分关心。他时常来到中文系跟学生交谈,了解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。鼓励学生努力学习,克服学习上的困难,要求他们多和老师用汉语谈话。他不止一次地对学生说:“你们学习要下功夫,争取到中国去,穿中国人的衣服,吃中国人的饭,跟他们在一起生活,这样才能学好汉语。”院长也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。在校园里,他看见我,常常走过来,拉住我的手,说:“导客图陆(阿语博士的发音)!最近生活怎么样?有什么问题吗?”还多次问我,夫人什么时候来?机票不是问题,在合同里有规定,由大学解决。由于中文系没有领导,后来院长就亲自兼任中文系的主任,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。在一起讨论学生学习的情况,存在的问题,硕士生的论文选题以及课外活动的安排等等。老院长对师生的爱护、关心,对工作的认真、负责的精神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白佑明

1978年,中文系又招收了第二届学生。白佑明是1978年入学的学生。他个子比较高,大眼睛,长着一头乌黑的卷发。一个非常朴实,不大爱讲话,但学习很刻苦、很自觉、很认真的学生。每次作业都完成得很好,学习有了问题,就及时跟老师讨论解决,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很好。后来听说学院有一个计划,,每年从二年级的学生中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,第三年送到中国学习一年,以后回到埃及再学习一年毕业。1978级的学生赶上了这个计划的实施,学习成绩排在前四名学生被送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,白佑明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得知他们到了北京语言学院,我去北语看望了他们一次。他们都非常高兴,说他们已经熟悉并适应了在北京的学习生活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收到白佑明的一封信。他说他想到天津来看我。来天津,我欢迎。但是住在哪儿呢?我跟学校说明情况以后,校办帮我联系了天津大学,说可以安排在天大外国专家楼住宿,同时还为我们开具了到清真大寺、大悲院参观的介绍信。白佑明来到我家看望,跟我谈了他们在北京学习的情况。我们留他在家里吃饭,一起照了相,还游览了市容和天津大学。他在天津停留了两三天就回北京了。不久,寄来了在天津跟我们一起照的照片。他们后来结束了在北语的学习,什么时候回国的,我就不知道了。可能回国前,事情比较多,也没有来得及告诉我。从此,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。我想,他之所以在埃及接待天津大学旅游团的时候,就开始向他们打听我的消息,可能跟他三十多年前来天津看我时住在天津大学的专家楼有关系。他记错了,他以为我是天大的老师了,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向不同批次来埃及旅游的天大老师打听我的消息,请这些老师回天大后,帮助他找到我。

白佑明告诉我,他大学毕业后,在学校工作了几年,后来就去旅游公司工作了。他工作很忙,但时常还会想起在学校学习汉语的那些日子,想念那些为他打好汉语基础的老师们。前几年,他让儿子到天津大学学习汉语。去年他在微信中告诉我,儿子已经从天大毕业回到埃及,跟他在同一个公司工作。儿子结婚了,他现在有了一个小孙子,小孙子胖乎乎的,圆脸,大眼睛,很白净,一头乌黑的卷发,非常可爱。他管他的儿子叫“小白”,管他的孙子叫“小小白”。祖孙三人照了一张合影,脸上都露出了甜蜜的微笑。白佑明告诉我,再过一两年,他也要退休了,希望我有时间去埃及,他们全家在埃及欢迎我。

中国文化周

1978年末,根据院长的提议,我们中文系举办了一个“中国文化周”的活动。举办“中国文化周”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国情、历史和文化,以便更好的学习、使用和掌握汉语。文化周的准备工作是大量的。首先是布置展室,这方面学生可以帮助我们做。展品除了选取我们带去的一些书籍外,更多的是从使馆文化处借来的图片、画报和书籍等。这些展品有的是反映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新面貌,有的是反映我国科技、文化战线取得的新成就,有的是介绍我国秀美的山川、著名的名胜古迹。文化周的重头戏是开幕式。这一天学生要表演中文节目,要放映一部中国电影,安排一个中文讲座。我们都不是能歌善舞之人,教唱一支歌曲还算可以。但在当时的背景下,选择一支合适的歌曲并不很容易。经过一番考虑,我们选择了电影《上甘岭》的插曲—- “我的祖国”。因为它旋律优美,歌词浅显易懂,易教易学,并且抒发了对祖国深深的爱。关于电影和文化讲座,我们有一个共识:尽量让它们内容相近,甚至相同。这样两者可以互相联系,互相补充,相得益彰。几经讨论,我们选定了讲座的题目:“曹雪芹和他的《红楼梦》”,电影则为越剧《红楼梦》。大家推我撰写初稿,推脱不掉,只好赶鸭子上架。初稿完成之后,请两位在开罗大学进修的老师(一位来自北大,一位来自上外)将其翻译成阿语,并请他们在开幕式的中文讲座作翻译。使馆文化处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,不仅在文化周安排放映电影,而且文化处还要派官员出席文化周的开幕式,文化参赞受邀作中文文化讲座。

参加中国文化周活动的,不仅有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,还有学院其它系的老师和学生。中国文化周的开幕式,有几点我印象深刻。一是学生代表在发言时,引用了《古兰经》上的一段话:探求知识,哪怕到遥远的中国(大意)。表达了他们要学好中文的决心,也表达了他们希望到中国学习的强烈愿望。同时我还感受到:阿拉伯的圣贤先哲认为两地上虽然遥远,但更认同中国是有知识的地方,是求知的地方。另一点是中文系的学生演唱完中国歌曲《我的祖国》以后,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。这时候,院长走到了前边,他先是夸奖学生唱得好,然后说埃及也有一首歌,名字也是《我的祖国》,现在大家一起唱这首歌。“比拉蒂,比拉蒂,比拉蒂‥‥‥”,唱完之后,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真巧啊!两国竟有深受人们喜爱的同名歌曲,竟然同时出现在中国文化周的开幕式上!后来听学生讲,这是埃及的国歌。歌词大意是我的祖国,我的祖国,我的祖国,我热爱您,我忠于您,我听从您的召唤。两支歌曲旋律不同,但同样表达了热爱祖国、热爱和平的强烈感情和忠于祖国、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。第三点是学生听了讲座、观看了电影《红楼梦》之后,对这部小说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们对宝玉和黛玉不能结合在一起感到遗憾,他们想探求这个悲剧产生的原因,他们很想了解中国历史、中国社会。有的学生很喜欢电影里人物的服饰,觉得很美;也有的学生喜欢越剧的曲调,想了解中国的戏曲。中国文化周的举办,使学院的师生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,也增强了学生学好汉语的信心,了解中国的愿望。

汉语架金桥 盛开友谊花

四十一年过去了,当年在爱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任教的情境恍如昨日,历历在目。1977级和1978级中文系的学生都已经长大了,都已经成熟了,成为各行各业中的骨干和领导。不少人活跃在汉语教学岗位上,有些人使用汉语从事旅游工作或者其他工作。上个世纪90年代在报刊上看到语言学院中文系的主任是易卜拉欣(1977级的学生),前些年的系主任是娜哈拉(也是977级的学生)。听白佑明讲,他的同学拉加布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任该校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,兼任该校孔子学院埃方院长,拉加布前两年和我建立了微信联系,送来了来自苏伊士运河河畔的问候,并经常给我介绍一些他们学院的活动。我的埃及学生都在辛勤的工作,播撒友谊的种子,培育友谊的花朵。有的人不但自己从中文系毕业,还把自己的孩子又送进了中文系、送到中国学习汉语。大家共同的愿望是让中埃友谊的桥梁更加宽阔、更加坚固。

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如同长江和尼罗河一样,永远川流不息,滚滚向前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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